命运的观点，在古代源远流长。由夏经商历周，至春秋时，孔子弟子子夏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可见孔门弟子是信奉命运的。孔子进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宋国的桓舰有一次想谋害他，孔子声称：“天生德于予，桓魁其如予何”(同上)!总之，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富贵贫贱完全与高悬于天的命运有关，绝非尘世碌碌众生的力量所能改变。故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
墨子既是信奉命运，但又反对完全依赖命运。墨子说：“王公大人，蒉若(意即假如)信有命而致行之，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维矣”(《墨子·非命下》)。如果天下之人皆相信个人的成败得失完全取决于预定的命运，那么个人自然不必勤奋努力，只须静候祸福光临罢了。这样一来，王公贵族必然会怠倦于治理政务，农夫、妇女必然会怠倦于耕种、纺织，结果就会导致“天下必乱矣”。
道家老子讲“道法自然”(《道德经》二十五章)，似乎排斥了天命在人世间的干预或主宰的作用。然而庄子却说：“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由于是命定的，故虽然知道这事没有希望，但还是硬着头发去做。这话显然有点宿命论的气息。
西汉时代，诸如巫蛊、择日、禁忌、符应、望气、卜相、杂祀、星占蓬勃兴起。在这种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之下，命运的观点更是不胫而走。董仲舒、扬雄其人，《淮南子》、《白虎通》诸书，无一不是命运观点的提倡者或信奉者。甚而至于连东汉杰出的无神论者王充，他虽然批判了卜筮、祭祀、鬼神等世俗观点，但是对于命运的观点却深信不疑。王充说：“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论衡·命禄》)。
古人既然信奉命运，自然就殚精竭虑地设计出种种预测命运的方法， 以便能趋吉避凶，把握命运。这样，算命术也就应运而生。后来，徐子平进一步发展了李氏算命术，使之更加周详完备。自此以后，算命术在宋元明清蓬勃发展，命理著作层出不穷，算命术士代有新人。近代东海乐吾、袁树珊诸人皆是个中佼佼者。
对于命运之神的酷信，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俄国安德列夫有本叫做《人的一生》的剧本，剧中人的背后，常常站着一个象征命运的“灰色的人”，人的边上则点燃着一枝烛火，以象征生命光和热的逐渐消耗。全剧基本分有五幕，以表现一个人从摇篮阶段到走进坟墓的生命历程。这期间，命运之神始终和他紧相伴随，直到生命的终结。
非但剧本这样表现，就是在生活的现实中，自古以来。西方人算命问卜的风气，也自始至终地贯穿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之中，直到如今。
西方的命理学说与中国相比，毕竟没有中国那么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命理文化面前，西方的命理之学，显得多么苍白逊色!
几千年来，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命理之学，盘根错节、影响深广地深入于各个领域。如《史记》、 《汉书》、《论语》、《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都有对命的描述和论说。作为一种民俗文化，一种学术课题，我们对此自有进行批判性研究的必要。可以这样说，不了解我国传统的命理文化，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我国古代的民俗，真正读懂读通我国的优秀传统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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