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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初次见面时会询问：“您贵姓？”得知彼此同姓后往往顿生亲近：“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17年来，中国科学院有一位学者从遗传学的角度对中国人的姓氏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发现，通过对姓氏的研究可以揭示人类基因的奥秘，特别是男性Y染色体的奥秘；并且，同姓者未必“五百年前是一家”。
“姓氏基因” 帮中国人寻根问祖
2000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群体遗传学家袁义达将宋、元、明、当代四个时期的100个常见姓氏的人口分布曲线绘出后兴奋不已。“这四条几乎重合的曲线说明，一千年来中国人的姓氏传递是连续和稳定的。”这是袁先生的成果，同时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中国姓氏有史可查且可靠的记载，主要为秦汉以后的文献。五千年来，自伏羲氏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姓氏基本上都是依父系传递，姓氏的传递方式与人类男性Y染色体的遗传方式一样，都是以父传子的方式垂直传递。因此，群体遗传学家假定，姓氏为一种遗传性状，对应男性Y染色体上的一个等位基因，这就是“姓氏基因”。 目前汉族使用的姓氏大约3500个，也就是说中国人Y染色体上的“姓氏基因”有3500多种等位基因。
“Y染色体是人类遗传过程中最稳定传递的染色体，而目前我们对它所知甚少。由于姓氏与Y染色体传递模式惊人相似，姓氏文化记录了中国人五千年父系社会的进化史，也记录了Y染色体近五千年的进化史。”袁义达说。尽管中国人也存在改姓的现象，但是这在整个中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很大一部分在第二代时又恢复原来的姓氏。在多数情况下，改姓往往选择已有的大姓，因此改姓不会严重影响群体内姓氏的分布。
群体遗传学者整理出中国各地汉族人口的ABO血型分布情况，然后进行亲缘关系比较；再整理各地姓氏分布情况，进行亲缘关系排列。结果发现，前后二者是一致的。仅一百年历史的现代遗传学基因理论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契合让袁义达先生颇为惊叹。
“因为人的生命长度有限，通过血型只能进行近一百年的群体遗传学研究。而姓氏可上溯至几千年前，这就极大地拓展了群体遗传学的研究空间。”袁义达举了一个例子，从某古墓地挖掘出了男性尸骨，死者的姓氏得到确认，若有与之同姓的当代人想知道自己是否是死者的后代，可以把从尸骨中提取的Y染色体基因与当代人的相对照，如果一致就可断定死者是祖先。“‘姓氏基因’可以帮助中国人寻根问祖。”袁先生说。“两个同姓的人，如果检测其Y染色体基因不一致，则说明其祖先不同，必然有一个是改了姓的。”
“有多少个姓氏，就可以断定至少有多少位祖先。”袁义达1997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收录了中国古今姓氏11969个。前不久他接到香港佛陀协会的电话，该协会建立了“姓氏祠堂”，已经做好了11969个祖宗牌位等待全世界的华人来祭拜。袁义达说：“中国人五千年来的姓氏总数肯定远远不止这个数。我们还在继续收集和整理，目前收录到的姓氏已经超过了22000个。”
姓氏：历史与自然的纽带
1968年，21岁的袁义达在山西怀仁县插队，别人用来打牌、闲聊的时间，他却用来翻阅从老农家借来的《康熙字典》。他发现，在姓氏部分，有很多姓是从来没见过的，有的甚至连字他都不认识。从此他开始抄录这些眼花缭乱的姓氏，插队结束时已经积累了2700多个。这就是袁义达对姓氏研究的缘起。后来上大学专业是生物化学，毕业分配到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工作，似乎离他感兴趣的姓氏遥远了。
1984年，世界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鲁卡卡瓦利-斯福扎来到遗传研究所，带来了“姓氏基因”理论，他希望能与中国的遗传学家合作，通过研究姓氏在人群中的分布，分析人群间的亲缘关系和历史上人群迁移模式等。而从事这项研究仅有自然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姓氏、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袁义达先生于是自告奋勇，他庆幸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方向。现在，姓氏群体遗传学——人类群体遗传学的一个分支，已经成为国际上一门新兴的学科，而袁义达先生是中国惟一从事此项研究的学者。
前不久一家电视媒体提出采访袁义达先生，袁先生为慎重起见请示了研究所领导，领导提了两条要求：不泄露研究机密，不贬低同行。听到后一条，袁先生乐了：“我没有同行。”
在袁先生的书架上，一排《二十五史》和众多历史学书籍格外醒目。他说：“别人读史注重故事，我关注人名、姓氏。那些烈士、烈女名录就是我进行历史上姓氏统计的资料来源。”
袁义达发现，“姓氏基因”研究显示的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与历史的发展可相互印证。宋、元、明、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存在细小差异，如明朝七大最常见姓氏占人口的比例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与此吻合。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例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例降低了4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赵姓是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到了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至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所占的比例。
“目前，‘姓氏基因’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以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袁义达介绍说。十几年来，袁先生与助手收集了上百万份血型以及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数据，研究其分布规律，并和姓氏的区域分布比较，从遗传学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生物学和人类学、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汉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
中国人的姓氏资源
中国人姓氏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在世界其他地区，姓氏的产生不过是近一千年的事情。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日本在公元5世纪出现姓，但只是贵族的特权，并未在民众中普及。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75年政府颁布法令，实施户籍登记，日本人才急匆匆为自己找姓，多以所居地名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当时日本人一下子涌现出3万多个姓来。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同姓同宗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袁义达认为，中国姓氏是中国几千年父系社会全过程的见证，它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的姓氏种类和分布是一项重要的国情。”
在中国的东南和南部地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侨中，修家谱十分盛行。据袁义达介绍，民间的家谱类的传统资料是研究中国汉族亚群体的重要资料，以美国犹他州国际家谱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国际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收集中国人的家谱，并结合着各种学科的需要，研究着中国人家谱的历史、今天和将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收藏了中国年代最古、质量最高的家谱，全国图书馆收藏的家谱种类达两万多种，总数大约20万册，这还不包括民间收藏和1949年以后重修、新修的家谱。“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具有持续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源。”
“除了通过姓氏研究中国人的源和流、研究汉族划分标准、研究中国人Y染色体基因的多样性，姓氏群体遗传学还要研究姓氏与病理的关系。”袁先生说。
国外最新的科研结果表明，男性成人细胞在减数分裂时的染色体突变率是女性的两倍，而基因突变和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这和Y染色体目前尚未得知的功能有何联系呢？“既然姓氏反映了基因的传递，那么对‘姓氏基因’的研究就有望找出疾病分布与姓氏分布的关系、长寿因素与姓氏的关系，甚至找到药物的姓氏差异。”
“患同一种病，因姓氏不同吃不同的药将来不是没有可能的。”袁义达说注重个体差异正是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