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以思想分析为主要方法，结合史料考证，在参考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作者及成书年代作了综合考察，提出《易经》是西周卜筮官员们汇集的卜筮记录，经殷商草创、西周渐成、孔子编定；《易传》是对《易经》的义理发挥：《象》是纯粹儒家之作,《彖》是儒道融合奠基作,《系辞》和《说卦》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作。《易传》各篇作者为：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杂卦》。 《周易》思想的性质判定问题，是易学研究的根本问题之一，在60年代初的易学讨论中，冯友兰先生的“《易传》的哲学思想”①和“《易经》的哲学思想”②两文对该问题作过总体探讨，80年代初张岱年先生“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③和余敦康先生“从《易经》到《易传》”④等文又作了总体研究，在朱谦之、金景芳、张立文、朱伯昆等的易学专著中也可看到对该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周易》成书年代及相应作者问题，也是易学史上争辩已久但仍无公认定论的重大问题，相传“伏羲制卦、文王系辞、孔子作传”，而后衍成“易林三千”，但自宋代欧阳修《易童子问》揭证“系辞”、“文言”诸篇非孔子所作以来，历代考证不断，近现代康有为、梁启超、顾颉刚、余永梁、郭沫若、闻一多、李镜池、高亨等从史料、训诂等角度深刻研究过该问题，70年代香港蒙传铭的“周易成书年代考”⑤和80年代台湾王开府的“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⑥等也颇有创见。显然：任何思想必定与特定的作者相联系，特定作者又必然与一定的时代相对应，因此，《周易》思想，作者及其成书年代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同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以思想分析为基本方法,结合史料考证,即通过将《周易》思想与诸经、诸子思想相比较，兼取《尚书》，《左传》、《国语》、《史记》、《汉书》中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为证，在前人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周易》思想及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再作一次综合论证。
一. 《易经》思想及其作者
1. 《易经》非周公所作、也非出自孔子
通观《易经》（卦象及卦爻辞），不能否认其为卜筮之象和占断之辞，其占断的范围涉及当时社会生活各个侧面，表现出一些朴素的思想，包括何种情形为“吉”,何种为“凶”，何时“有利”，何时“不利”，等等，其中贯串全经有一种对“君子”、“大人” 和“小人”无 向性的总体思想值得注意，如：
“利见大人。”（《乾》等）
“君子吉，小人否。”（《遁》）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
“小人无咎，君子吝。”“君子无咎。”（《观》）
“小人吉，大人否亨。”（《否》）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
<这决不是站在帝王立场能说出的话，象周公站在君主立场强调“重小民”、“敬德保民”的思想就与此不同，试看《尚书》中记载的周公思想：
“呜呼！小子封，恫乃身，敬哉！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尚书·康诰》）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徽柔懿恭，怀保万民，惠鲜鳏寡。……用咸和万民。……则皇自敬德……”（《尚书·无逸》）显然与《易经》总体思想有异，综合《尚书》中记载的周公言行和周公本人从未提过《易》且继承了殷人龟卜传统“乃卜三龟，一习吉。”（《尚书·金滕》）可以认定周公本人未作《易经》。同样，《易经》中“开国承家”类思想也不会出自底层平民。这样，《易经》就只能是既非君主、又非平民的中层人士所作，孔子和后来通称的士阶层就是这类中层人士的代表。
但《论语》中记载的孔子思想却有抬举君子、贬抑小人的。如：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
这些思想及其语言风格也都不同于《易经》，故《易经》也不会出自孔子。
2. 商代无《易》
卦爻辞是否会成于周公之前呢？由于《尚书·商书》中找不到《易》的记录，箕子传授武王“洪范九畴”（见《尚书·洪范》）时也只字未提《易》（如商代有《易》，则作为纣王亲戚的箕子必知《易》。箕子能将包括五行说在内的“洪范大法”传给武王，有《易》的话也无必要保留。），加上甲骨文中无“卦”、“筮”、“蓍”、“或”、“国”等字，故可以判定通行本《易经》不是出自商代。考 虑到周人文化应低于殷人文化的历史推定⑦，“文王拘而演《周易》”就不足信了。
然而殷商卜筮之风很盛，考古发现的甲骨卜辞和数字卦显示着殷商文明与《易经》有或多或少联系── 从现今已有发现看：商代的数字卦多为六位一组⑧，与《易经》卦象六爻同构，故易卦源于筮数之说是合理的⑨；同时，因龟壳裂纹确似卦象,故卦象出自龟卜之说⑩也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如果经济条件和养龟繁殖允许,甚至可以用正交试验设计法进行实验验证)。卜象和筮数应是产生卦象的两大实践源泉。
卜辞与卦、爻辞之间存在一些类似,如：
卜辞 卦、爻辞
利；不利 利；无不利；无攸利
吉；大吉；弘吉 吉；大吉；贞吉
若；弗若 若；如；不如
贞我旅吉。 旅贞吉。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
由此推知：尽管商代无《易经》，但盛行于殷商的以龟卜成象、筮数成卦的卜筮实践确实奠定了卦象的基础，卜辞已经开始为卦爻辞作资料积累，是卦爻辞的初始形态。
汉代郑玄之后，历代都有人引《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证明有夏易《连山》、商易《归藏》，这实在是误会，请看《周礼·春官宗伯》原文：“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 梦，三曰咸陟，其经运十，其别九十。”明明是说连山、归藏、周易为三种方法，怎么就会因后来有《周易》之书名而推出有三种《易经》呢？既使有三种《易经》，也都是周代共存的三种《易》，决不是夏、商之《易》。── 更有孔安国《尚书序》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中国文字至商代甲骨文、金文才较为成熟，夏代陶符似还不足以记《典》，何来《三坟》《五典》？纯属托古崇古之为。
至此，说明周代以前也不存在《易经》。
3. 周代卜筮史官作《易》
从《周礼·春官宗伯》中可知：西周设有大卜、龟人、占人、筮人等卜筮官职，其官种之繁、人数之多在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些卜筮官员的工作任务应该就是将卜筮结果及应验情况记录下来，其最后成果自然应该就是《易经》，现存《易经》卦爻辞中有些占断显然不是一次卜筮记录而成，例如:
“坤: 元亨, 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 先迷后得主, 利; 西南得朋, 东北丧朋; 安贞吉。”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睽·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初六：系于金怩，贞吉；有攸往，见凶；象曰：羸豕踟躅。
“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易经》系一人所作，显然无必要在同一断语中重复多个“亨”、“吉”之类的词，故看来《易经》非一人一时所作。顾颉刚先生曾从卦爻辞中的故事推断《易经》著作年代当在西周初叶11，这仅是从历史可能性考虑，如再结合知识积累的逻辑考虑，由卜筮记录积累成《易经》规模需要相当长时间，故《易经》的形成年代极可能绵延于西周三百多年间，作者应是多位卜筮史官。
4. 孔子编《易》
另一方面，由于有案可稽的最早《易经》应用史实是公元前672 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这说明在孔子(551-479 B.C.)之前的公元前672 年《易经》就已经成书或初具规模。这从历史的角度否定了孔子作《易》，可与前述从思想角度的否定相补充。
然而，《易经》的语言风格与《诗经》、《春秋》确有相似之处12，不比《尚书》古奥，如：
《易经》 《诗经》
或跃在渊（《乾》） 鱼潜在渊，……或潜于渊（《小雅·鹤呜》）
王用出征（《离》） 王于出征（《小雅·六月》）
受兹介福（《晋》） 报以介福（《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
系于苞桑（《否》） 集于苞桑（《唐风·鸨羽》）
君子于行（《明夷》） 君子于役（《王风·君子于役》）
《易经》 《春秋》
童蒙求我（《蒙》） 齐人救邢（《闵公·元年》）
高宗伐鬼方（《既济》） 晋侯伐卫（《文公·元年》）
震用伐鬼方（《未济》） 楚人伐吴（《定公·二年》）
利牝马之贞（《坤》） 考仲子之宫（《隐公·五年》）
公用亨于天子（《大有》）公会郑伯于垂（《桓公·元年》）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易经》与《诗经》和《春秋》的形成年代不会相差太远，有可能是孔子统一编定。
于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考虑，符合史实的《易经》成书经过的逻辑推断是：
《易经》是西周时期将卜筮卦象与有应验的卜辞结合起来的卜筮记录，作者为西周多位卜筮官员。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王权衰而诸侯兴，于是一些卜筮官员携《易》投奔诸侯。春秋时期，鲁国文化发达，必有《易经》传入，《易》在传抄过程中难免添加减漏，这应是后来形成多种《易经》抄本的根源。孔子早年可能倾力于《诗》、《书》、《礼》、《乐》而未注意《易经》（这从《论语》中多次提及《诗》、《书》、《礼》《乐》的内容可以看出），到晚年才“晚而喜《易》”，惊呼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于是“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而编定《易经》（包括卦序和卦爻辞），传与门人，奠定今日通行本《易经》之基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孔子作书编册之艰辛可以想见，竹简之错漏脱落当属常事，故编《易》时可能发现个别中断或不连贯处，于是孔子自行补入──这应是有些爻辞与前后爻辞关系不大的原因，如乾卦“九一”、“九二”、“九四”、“九五”、“九六”各爻都讲“龙”，唯有“九三：君子终日乾乾”讲君子等。《易经》也只有通过孔子经手并以其所创之师授徒式教育体制代代相传，才得以发扬光大。
5. 关于《易经》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经》草创于殷商、渐成于西周、编定于孔子的分析结论，《易经》思想总体上是西周时期掌握知识的中层卜筮官员对世界事物的认识。这一结论可以较圆满地解释《易经》的思想、形式、作者以及卦爻辞中记录的“高宗伐鬼方”、“晋侯以锡马蕃蔗”等故事，不致于产生逻辑矛盾和历史矛盾。
二. 《易传》思想及其作者
通观《易传》（《十翼》），义理广博，构思宏大，尤以《大象》、《彖》、《系辞》最具独创性。《易传》各篇思想各异，这为以中国哲学发展史为背景分析各篇思想、作者及作成顺序提供了条件。
比较《易经》与《易传》，发现《经》、《传》联系的关键是《大象》。如果没有《大象》将“卦象”发为“义理”、贯通“象”与“理”，则纯从经文引理之《小象》、《彖》、《文言》和越经大论之《系辞》、《说卦》皆似浮萍，故笔者非常赞同刘大钧先生《大象》作于《彖》之前的观点13并认为《大象》是《易传》中最早之作。
1. 《大象》
《大象》之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有只讲“君子”不讲“小人”的特点，如：
“君子以自强不息”（《乾》）
“君子以厚德载物”（《坤》）
“君子以容民畜众”（《师》）
“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履》）
“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否》）
“君子以振民育德”（《蛊》）
“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临》）
“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习坎》）
“君子以虚受人”（《咸》）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益》）
“君子以恐惧修身”（《震》）
“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
与前述孔子思想相比，这些思想除“君子以恐惧修身”外都立论更高，有“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之感；孔子讲“君子坦荡荡”（《论语·述而》）和“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 这与“君子以恐惧修身”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故《大象》不会是孔子所作。 仔细与《论语》中各种记载比较，发现与曾子的思想和语言风格极为相似，例如：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泰伯》）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
“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
“君子以恐惧修身”与“吾日三省吾身”、“君子以振民育德”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等思想都极为相似，“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和“君子思不出其位。”仅一字之差,这决非偶然，应是曾子作《大象》之内证，这些思想也与《大学》“修齐治平”的主体精神一致，故《大象》作者极可能是曾子。
2. 《小象》
《大象》既出，仿之作《小象》当在情理之中。观析《小象》，发现“中”、“正”思想较浓，如：
“酒食贞吉”，以中正也。（《需》）
“讼，元吉”，以中正也。（《讼》）
“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师》）
“显比”之“吉”，位正中也。（《比》）
“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履》）
“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泰》）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同人》）
“呜谦贞吉”，中心得也。（《谦》）
“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豫》）
等等。这与《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思想相合，故若《中庸》为子思所作，则《小象》也可能是子思所作。
严灵峰先生基于《小象》“与爻辞接近、似墨子《经说》之于《墨经》”而认为《小象》是《易传》中除《彖》外最早之作14, 事实上《小象》之所以与爻辞接近，只是因为它在语句结构的前半段都是抄录爻辞(是爻辞的不完全集)而已；《小象》的独创性主要体现于其语句的后半段，即上述“中”、“正”思想，此外，《小象》有联系“数”与“义理”的功能，而“数”由“象”衍出，无“象”就无“数”，因“象”的源泉是卦象和《大象》，故《小象》不会成于《大象》之前。
这样，《易经》→《大象》→《小象》的形成过程正好与孔子→曾子→子思授学路向相符。
《左传·昭公二年》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将《易象》释为“上下经之象辞”当属误释──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那时曾子(505-432 B.C.)尚未出生，孔子(551-479 B.C.)也才10岁出头，儒家老祖宗还是小孩,怎么会有表现儒家思想精义的《象》辞呢？笔者认为此处《易象》是指配上卦象的一种《易经》抄本，否则也不会感叹周礼尽在其中了。
3. 《彖》
与《象》纯属儒家思想相比，《彖》中已有道家思想和阴阳概念，如：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坤》）
“内阳而外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泰》）
“内阴而外阳，……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否》）
“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谦》）
“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
“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
这既是《彖》晚出于《象》的内证（《老子》晚出于孔子思想），也是《彖》、《象》文化背景不同的表现：《彖》必然已受以楚文化为背景的道家的影响，而《象》则是鲁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恰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孔子传《易》于瞿，瞿传楚人臂子弘，……”，将此与郭沫若主张子弘（子弓）作《易》的论述相参15, 正好说明子弘有作《彖》的可能，结合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后来荀子将子弓与孔子相提并论考虑，《彖》的作者当为子弘（子弓）。高亨先生在《周易大传今注·卷首（三）周易大传通说》中也说：“彖传多有韵语……其韵字多超越先秦时期北方诗歌如《易经》卦爻辞及《诗经》之潘篱，而与南方诗歌如《楚辞》中之屈宋赋及老庄书中之韵语之界畔相合。……则彖传可能是 臂子弓所作。”所见相同。
当然，子弘（子弓）既能作《彖》，则不能排除商瞿作《象》的可能性，然而对此已无据可考。
4. 《系辞》
《系辞》是《易传》诸篇中篇幅最长、义理最广博之作，其思想已融儒、道和阴阳观念于一体，如：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是故《易》有大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阴阳观念早在公元前780 年“西周三川皆震”时就被提出：“伯阳甫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四十二章》），首开哲学应用；《系辞》更进行了创造性扩充，但没有象邹衍那样与五行说相结合，故《系辞》的阴阳思想不等于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的思想。同时值得指出的是：《系辞》中不含法家思想，与墨家思想的联系也很微弱，仅有“尚贤”可通。
《系辞》行文铿锵有力、用语凝炼如诗，与《老子》有异曲同工之似，故陈鼓应先生力主《系辞》属道家之作是有一定道理的16，但《系辞》中儒、道、阴阳思想共存，又决非纯粹道家所能作。
据蒙传铭的考据资料：先秦典籍中无引《系辞》的记录,而汉初典籍《新语》中却有一条，尽管孤证不足以定论，但仍以推断《系辞》的创作年代当在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为宜。张岱年先生认为《庄子·天下》中所载惠施的“天与地卑”是《系辞》中“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反命题、《庄子·大宗师》中“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是《系辞》中“易有太极”的反命题，进而从正命题应早于反命题的观点出发认为《系辞》应作于《庄子》之前，可惜逻辑上的正反命题是相对而言的，为什么就不能认为《系辞》中的命题是《庄子》中正命题的反命题呢？而且，上述观点在孤立应用时也可能把《礼记.乐记》中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推断为形成于《庄子》之前，造成谬误；宋玉《小言赋》中语句也与《系辞》差异太大，不能说是引述《系辞》，所以，张先生关于“《系辞》作于老子之后、惠子、庄子之前”的论断似嫌证据不足。
从《系辞》兼容并包儒、道、阴阳思想来看，作者当系一大思想家。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首推荀子，此人三为稷下学宫祭洒，总结先秦各家学术而自成一家，继往开来，以致清代学者汪中感叹：“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然而，《系辞》的思想与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很难契合，《系辞》要“兼三才而两之”，荀子却要“明于天人之分”，加上《荀子》中吸收有《系辞》中所没有的法家思想，故荀子不可能作《系辞》。邹衍的风格属“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与《系辞》不同。同理，《管子》、《吕氏春秋》等“兼儒墨、合名法”之作也都与《系辞》思想不符。──看来《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传世名作的作者都不可能作《系辞》。
据《史记·儒林列传》载：“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传易。六世至齐人田何，字子庄。而汉兴，田何传东武人王同子仲。子仲传淄川人杨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又据《汉书·儒林列传》载：“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轩臂子弓，子弓授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汉兴，田何以齐田徒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大中大夫，……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由此看来，身历战国、秦、汉三代的田何当是一位关键人物，此人生于汇粹天下英才的稷下学宫所在地齐国，应深知当时学术思想，也必有真才实学，方能在汉兴之后传《易》于众。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汉代以后流行的《易大传》当是田何或田何的先师们所编定的”17，后人以为《汉书》中所述“皆著易传数篇”已佚，实际上中国授学传统是弟子珍惜师作，当不致于散失，故田何所作“易传数篇”极可能就是《系辞》，无论从年代上看还是史料引证看都如此。冯友兰先生言不能断定《十翼》是否田何等人所作，李镜池60年代推断《系辞》、《文言》是田何到田王孙的口传易传18，张岱年先生说今本《系辞》和《彖》，《象》等篇当是田何传下来的，均未肯定是否田何所作。如果《系辞》作于田何之前，则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应有所反映；由于先秦诸子均未引《系辞》而汉初《新语》却有。故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考虑，可以推断《系辞》应是田何所作。
此外，笔者认为《系辞》中的“子曰”应看作是田何的多位先师之语，不一定全是孔子所说。
5. 《说卦》
《说卦》思想与《系辞》极为相近，也是儒、道、阴阳思想并举：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这些思想与《系辞》同源──《系辞》已提出了“二仪→四象→八卦”的衍生模式和“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的三才六爻配合论，奠定象数爻位说基义，《说卦》进一步用“阴阳、柔刚、仁义”与“天地人”三“道”相配，加强了《系辞》中的象数理论。《说卦》形成时间与《系辞》相隔不会太远，若前述田何作《系辞》成立，则丁宽作《说卦》的可能性最大。
同上《汉书·儒林列传》往下有：“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以东矣。……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云尝从孟喜问《易》。……”现《说卦》内容正好符合“训故举大谊”，应该就是《小章句》。从田何因丁宽东归而说“《易》已东矣”，也证明丁宽必有创见。
当然，《序卦》也可说是“训故举大谊”而已，如此则丁宽可能作《序卦》，《说卦》反而应是田何之作，《系辞》则应归于田何之师子乘，但这样很难说明为何《系辞》未在战国时期留下思想痕迹和影响。故仍以上述推断为宜。
6. 《文言》
《文言》之思想，以属儒家传统的“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天地变化”、“阴疑于阳必战”等属道和阴阳的思想。《左传·襄公九年》中也有：“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与《文言》几乎完全一样。是《文言》抄袭《左传》还是《左传》引用《文言》？对此认识不同可导致不同假说：若《左传》引《文言》，则《文言》早出。由于《文言》主要是儒家思想，孟子又从不提《易》，故可能与《小象》一样同出于子思之手。合乎逻辑的推测是：子思作乾、坤两卦《文言》后看见了子弘所作之《彖》，自认为不及，故止笔。
若《文言》抄《左传》，则《文言》晚出。由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篇》引“易曰：履霜坚冰，盖言逊也”与《文言》似，董氏之前经典中除《左传》外也未见有《文言》者，加上《汉书·艺文志》又著录有易传“《杨氏二篇》”，故《文言》作者极可能是公元前136年为《易》博士的杨何19，同时,考虑到《文言》中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故《文言》晚出可能性较大。
注意到汉文帝初年(约175 B.C.)所抄《帛书周易》20之《易传》部分中只有部分《系辞》和《说卦》，可以推测首次将《象》、《彖》、《系辞》、《说卦》、《文言》与《易经》集编在一起成为《周易》的人也极可能是《易》立于官学后的首任易博士杨何，故史迁才会说：“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7. 《序卦》
《序卦》在刘安(179-122 B.C) 门人撰《淮南子》和《九家易》时已有──《淮南子·缪称训》中“《易》曰：剥之不可遂尽也，故受之以复”，蒙传铭认为是引《序卦》稍异之文；李鼎祚《周易集解》中也收集有《九家易》注《序卦》之文。但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独未提及《序卦》和《杂卦》，故《序卦》成稿当在刘安─司马迁时代。《序卦》通篇除“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和“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表现出独特思想外，余皆卦序阐述，当出自象数派作者，最大可能是田王孙。
8. 《杂卦》
《杂卦》是唯一未见先秦诸经、诸子和汉初典籍征引的《易传》篇章，但扬雄(53 B.C. -18 A.D.)作《太玄》时已有《太玄错》与之相应，故《杂卦》必作于扬雄之前。从《杂卦》思想内容看，是“错综卦象”奠基之作，当属象数派传人所为。考虑到京房(77-37 B.C.)象数易学21水平已高于《杂卦》思想水平且《京氏易传》已存、焦延寿也有《易林》传世（尽管可疑），故《杂卦》应成于京、焦之前。由于《杂卦》中没有孟喜提出的“卦气说”，孟喜的四正卦、十二辟卦似也高于《杂卦》思想水平，故《杂卦》作者也可能是田王孙。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猜测《序卦》、《杂卦》是刘歆伪窜，这在时间上说不过去，连刘歆之父刘向(77 - 6 B.C.)也不可能。
9. 关于《易传》思想和作者的结论
至此，得出《易传》成书序为《象》、《彖》、《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且曾子作《大象》、子思作《小象》、子弘作《彖》、田何作《系辞》、丁宽作《说卦》、杨何作《文言》、田王孙作《序卦》和 《杂卦》的倾向性分析结论。《易传》总体看来兼有儒、道、阴阳思想，成书时间从战国初起直至汉初。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易经》和《易传》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易经》是西周卜筮记录而成的占测事典，《易传》则是以《经》为基础的义理论著汇编。《易经》卦爻辞是周代各种社会活动的记录，应有单一确定的原义；卦象则因人为取义不同而释义千差万别，是意义伸缩性最大的符号。《易传》中，《大象》具有连接《易经》卦象和《易传》义理的功能，与《小象》一道体现着儒家思想和鲁文化；《彖》是儒、道首次融合的结晶，象征着楚文化与鲁文化的相互交流与渗透；《系辞》和《说卦》都是儒、道和阴阳思想综合创造的成果，特别是《系辞》体现了《易传》哲学的思维水平和主要思想(《易传》哲学的提法欠精确，由于《易传》各篇思想和作者各异，笔者认为宜称《系辞》哲学、《彖》哲学、《大象》精神等更妥切)；《文言》、《序卦》和《杂卦》则是从不同侧面对《易传》和《易经》的补充。
《周易》思想具有复合性，纯粹说是卜筮之书或哲学专著都是不全面的，这部发端于殷周、总成于西汉、历多代士人学子编定并不断添注的奇书，思想之庞杂不足为怪，具有周秦时代知识全书性质。正因为《周易》兼容并包，所以它才既是儒家的“六经之首”，又是道家的“三玄之一”，进而有“易道广大”之说。
①见冯友兰：“《易传》的哲学思想”，原载于《哲学研究》1960年7、8期；见于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三辑)》（以下简称《论文集（三）》）, 70-86页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②见冯友兰:“《易经》的哲学思想”，原载于《文汇报》1961.3.7.; 见于《论文集 （三）》，87-92 页
③见张岱年：“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原载于《中国哲学（第一辑）》 ,北京三联，1981；见于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以下简称《论文集（一）》，411-432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④见余敦康: “从《易经》到《易传》”，原载于《中国哲学》（第七辑），北京三联 ，1982; 见于 《论文集（三）》，107-133页
⑤见蒙传铭 :“周易成书年代考”，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5年3 卷1期;《论文集（一）》，366-407页
⑥见王开府:“周易经传著作问题初探”，原载于台湾《易经研究论集》， 黎明文 化事业公司，1981; 见于《论文集（一）》，455-466页
⑦见余永梁:“易经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原载于《历史语文研究所集刊》， 1928 年1卷1期; 见于 《论文集（一）》，157-178页
⑧参见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 原载于《考古》1981年2期; 见于《论文集（一）》，573-593页
⑨参见张政浪:“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原载于《考古学报》1980年4期；见于《论文集（一）》，549-572页
⑩参见屈万里: “易卦源于龟卜考”，原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27)》，1957; 见于《论文集（一）》，43-63页
11 参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原载于《燕京学报》1929年6期, 修改后收入《古史辨》第三册, 见于《十家论易》，92-129页, 岳麓书社, 1993
12 参见陆侃如:“论卦爻辞的年代”，原载于《清华周刊》1932年37卷9期; 见于《论文集（一）》，249-254页
13 参见刘大钧：“易大传著作年代再考”，原载于《东岳论丛》1981年6期; 见于《论文集（一）》，474-479页
14 参见严灵峰: “易经小象成立的时代及其内容”， 原载于台湾《哲学年刊》第四辑(1967.6.)，见于《论文集（一）》，348-365页
15 参见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原载于《青铜时代》，文治出版社，1945; 见于《论文集（一）》，272-293页
16 参见陈鼓应: “《易传·系辞》所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兼论《易传》非儒家典籍乃道家系统之作”，见于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136-146页
17 同③
18 参见李镜池: 《周易探源》，中华书局，1978, 292-324页, 325-369页19 参见“易学年表”，见于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附录一，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2
20 参见于豪亮: “帛书周易”，原载于《文物》1984年3期; 见于《论文集（一）》，613-628页
21 参见朱伯昆：《易学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20-145页
* 凡未出注的思想人物,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相应词条。
copyright 1995 原载《周易研究》 No.1 |